在常熟历史上，涌现了许多清官廉吏，其中有一位曾在海南任官，被誉为崖州“包公”。他就是陶元淳（1646年—1698年）。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陶元淳考中进士，六年后，朝廷任命他去昌化（今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担任知县。

　　当时昌化兵乱频繁，县府册籍全被烧毁，一些豪强趁机霸田占地，百姓只得外出逃荒，城中居民不满百户。如何减轻民众负担，使失业流离者重归家园，成为陶元淳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据《大清一统志》记载，陶元淳一到任立刻着手丈量土地，通过清查土地，重新厘定赋役，把各种实物田赋统一为稻米，裁减、革除各种杂税，使“民复业者千余家”。为了鼓励生产，他还为复业者免费提供一定年限的耕牛和种子。

　　陶元淳常常“步行村落间，问民疾苦，煦妪（意为抚育）如家人”。在察访民间疾苦时，陶元淳得知当地有四百余顷田地，近百年水淹丢荒，而官府仍征粮税，他为此写了《浮粮考》一文上书朝廷，为百姓申诉，请求免征粮税。

　　昌化隶属琼州，与黎族交界。为方便黎汉贸易，陶元淳统一了测定重量的器具。他还张榜黎峒，公告有冤者到县衙申诉。针对昌化民间的不良风气，陶元淳张榜晓谕，并召集父老反复劝诫根除陋习。经过他的一番努力，昌化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由于治理昌化政绩显著，第二年，陶元淳受命代理崖州知州（今海南三亚市崖州区）。陶元淳到任后，发现“军兵骄纵”“职掌混杂”，亟须整顿。崖州代理游击余虎纵容守备黄镇中作恶，私下杀人，敲诈索贿。陶元淳把百姓控告余虎的一百多条罪状列成六款上告，余虎知道后企图重金行贿，遭到陶元淳严词拒绝。余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对陶元淳进行诬告，听信谗言的广东总督下令琼州总兵调查。

　　陶元淳不畏权势，坚持要审理黄镇中一案。这时黄镇中率领士兵一百多人冲入知州衙门，想以武力相威胁。陶元淳怒目而视，大声怒斥：“吾奉命治事，守备敢令甲士劫持，是藐国法也。”黄镇中虽气急败坏，但面对一身正气的陶元淳，竟只能迅速离去。

　　最后陶元淳果断将飞扬跋扈的黄镇中关入牢中。崖州百姓感叹：“虽有余虎，不敌陶公一怒。”

　　事后广东总督因陶元淳的倔强而耿耿于怀，总想找借口罢免他。刚好朝廷派巡抚萧永藻来到海南，经调查知道了陶元淳的正直为人后，让他留在原职工作。

　　陶元淳严于律己，生活十分清贫。史料记载，他在任上“节衣缩食，署中尝至绝粮”，平日所吃，也只是“韭菜一束”。陶元淳说，我心如秤，为人没有轻重。为了教育后代处世做人，他定做了一杆秤和一面铜锣，留给陶家子孙后代，意在告诫后人为人要公平，如同秤一样，不要想着占他人便宜；有什么事不能解决，就敲起铜锣，聚众而议，集思广益。

　　陶元淳经常亲赴县学与诸生讲论学问，有时讲到三更半夜仍不归宿，以至于精力衰竭，在海南仅四年时间，积劳成疾，竟病逝于任上。

　　陶元淳的一言一行影响着陶氏子孙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他的两个儿子相继考中进士。长子陶贞一，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士，他与其父一样，关心百姓疾苦，“凡邑中利病，必向当事侃侃言之，直抒己见”。次子陶正靖，雍正八年（1730年）进士，他为官多年，两袖清风，囊空如洗，罢官南归，回到家乡，因为贫穷，只能授徒自给，中年丧妻，不再续娶，亦不置姬妾。

　　前文提到陶元淳曾写《浮粮考》，尽管当时朝廷没有理会，但乾隆初年，当陶元淳的儿子陶正靖做了御史后，他再次上疏把这件事报告了朝廷，最终得以免除超额的田赋。父子两代人接力完成此事，为民纾困，真是一段值得传颂的美谈。

　　陶元淳在崖州为官四年，除了《浮粮考》外，还写了多篇有关地方行政事务的文章，现存《崖州志》尚存若干篇，而清代《皇朝经世文编》则全数收入，这些文章不仅体现了陶元淳体恤百姓疾苦的情怀，也为研究当时海南的历史留下了重要的文献。（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