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泉州古城城南的水门巷竹街深处，一方“泉州市舶司遗址”的石碑静立墙边，脚下是鹅卵石铺就的石板路，幽深绵长，路旁水沟巷的河道静静流向晋江。这处不显山露水的遗址，却是中国现存唯一的古海关遗址，见证了宋元时期泉州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辉煌。从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到明成化八年（1472年），泉州市舶司在此运作近四百年，承担着类似现代海关、港务与外事机构的综合职能，是刺桐港这部海洋贸易机器的“总调控师”。 

　　泉州市舶司系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设立于泉州城南晋江江畔的海外贸易管理机构，见证了中国古代海关制度和海洋贸易发展。

　　北宋市舶司的设立，源于泉州港日益增长的通商需求。泉州海外贸易始于南朝，至北宋初年已是仅次于广州的全国第二大港，但泉州商人出海仍须远赴广州或杭州、明州（今宁波）“请给官券”，诸多不便。元祐二年，北宋朝廷应泉州知州陈偁奏请，在泉州城南晋江江畔设立福建路提举市舶司。据《宋会要辑稿》载，市舶司的职责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即发放商贸许可证、查验商船、征收关税、代表官方采购舶货、储存或出售征得货物、接待外国使节等，其基本功能类似于今天的海关。可以说，市舶司的设立，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国家法定的对外开放口岸。 

　　泉州市舶司凭借周密严谨的制度设计，使港口管理与贸易监管保持了高效运转。市舶司建立起一套严密的“船舶出入管理”体系：凡涉洋经商船只及货物往来，可用小船溯晋江，沿破腹沟、过水关，入濠沟直达市舶司办理报关手续。商船出海须申领“公凭”，返航必须回到原发舶州接受查验，严禁私相交易。货物入港时，需经市舶司“抽解”——征收实物税，珍贵货物实行政府专买专卖的“禁榷”、“博买”；货物出港时，对出口商品仅征少量商税或凭公文放行。这种“重其入而轻其出”的制度设计，既使朝廷获得了巨额财政收入——南宋绍兴末年，泉州市舶司岁入达百万缗之巨，约占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近五十分之一，同时也让泉州成为宋元时期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口。 

　　马可·波罗曾在游记中盛赞：“刺桐港是世界最大港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元朝在泉州更是实行了优惠的低关税政策——其他港口“蕃舶货物十五抽一”，而“惟泉州三十取一”。来自摩洛哥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同样写道，泉州港“大舶百数，小船不可胜计”。泉州港对外通商的国家和地区从南宋时的58个增至元代的近百个，进口香料、药材，出口丝绸、瓷器，商品种类最多时达四百种以上。 

　　如果说泉州姑嫂塔、六胜塔是海上船舶的“眼睛”，为远道而来的商船指引方向，那么泉州市舶司便是刺桐港这座东方大港的“心脏”，不断为海港跳动注入贸易的血液。两者一内一外，一政一航，共同构筑起宋元泉州海洋贸易的完整体系。 

　　元末，“亦思巴奚战乱”历时十年，泉州的海外贸易遭受重创。明朝实行海禁政策，市舶司功能收缩，明成化八年（1472年）福建市舶司迁往福州，泉州设立市舶司的历史画上句号。如今，昔日的报关水道、水关遗址依然依稀可辨，“舶司库巷”“马坂巷”“鹊鸟桥”等地名仍在诉说着当年的繁忙。2021年，泉州市舶司遗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对于泉州这座“世界遗产之城”来说，泉州市舶司的意义远不止于一处古建筑遗址。它是泉州海丝历史的“活档案”，是千年海洋商贸制度文明的实证，更是中国拥抱海洋的永恒坐标。（作者：叶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