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5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今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做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相关史料收集、整理、考证工作，很有意义。

　　2021年3月，本文课题组借东南大学学者被派驻到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的机会，经多方协调，获取了一套可公开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记录》的扫描复制件。全宗编号533，目录编号10，案卷号1781，共67页（见图1）。课题组在查阅过程中发现了毛泽东全程参与青年团二大的相关文献记录，而经过查证和对照，《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传》等均没有相关记录。现将相关史料整理、考证如下，以期为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文献史料支撑。

　　一、青年团二大与党的三大

　　1923年8月21日至25日，青年团二大在南京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梅庵召开。出席青年团二大的代表有30余人，代表全国当时16个省30多个地方团组织的2000多名团员。大会通过了团的第一次修正章程和青年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教育及宣传、青年妇女运动等决议案，对党团关系作了明确规定，决定青年团在政治上要完全服从共产党的主张，接受党的三大确定的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同时要求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次大会对于统一全团的思想，贯彻党的三大的方针，确立党团之间的正确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其实践成果在团史、青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理清青年团二大的召开背景，还得从党的三大说起。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党的三大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大会，陈独秀代表党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大会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发生了激烈争论。经过两天的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关于青年运动决议案》等多个文件。其中，《关于青年运动决议案》明确提出，“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极力加以组织上和指导上之援助”，号召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国民运动。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任会计。

　　1923年7月下旬，毛泽东随中央局机关从广州搬到上海，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3号。他以中央局秘书身份协助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负责对团的工作和党的地方工作的指导。

　　二、青年团二大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具体议程

　　1922年6月20日，毛泽东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名义，写信给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并转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报告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改组结果，并呈请团中央批示。12月24日，团中央“因欲急速解决本团种种困难问题，很感着有提前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必要，所以议决于一九二三年三月间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3月7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施存统，对在湖南召开青年团二大的时间问题提出意见，信中说：“全国大考在湘举行，此间教务会议议决照办。惟日期主张宜在六月初（或五月底），即在西校大会之后，此点重要，请斟酌为盼！”用隐语建议将开会日期改在党的三大之后为宜。3月20日，团中央在第37号通告中通知各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本定在三月举行，现因接得少年国际电报，命在五月举行，故不得不改期了。大约此次大会日期、地点，须俟国际代表来华后才能决定，届时再行通告。”5月10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青年团二大于7月10日在长沙举行。不久，长沙爆发了日本水兵枪杀中国平民的“六一惨案”，此时不宜召开全国会议。6月12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青年团二大问题通告，指出会议的日期、地点，尚不能确实决定，但是会议的议程已拟定，要求各地方团对会议的各项议程做充分的准备。此后，团中央执行委员会考虑到江浙沪一带青年工作基础较好，时任南京团地委委员长、东南大学学生谢远定开展工作卓有成效，且同意筹备青年团二大，同时由于准备青年团二大的邓中夏、恽代英、施存统等都在上海大学任教，暑期到南京参会较为方便，故团中央决定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大会。7月15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大会地点在南京，日期待定。7月24日，决定大会日期定于8月20日。8月12日，团中“少年国际”，指“青年共产国际”，当时也称“少共国际”。央执行委员会再次对青年团二大的召开进行确定，施存统、贺昌、张太雷、毛泽东到会，决定大会日期、地点按计划进行。8月20日，青年团二大预备会议如期召开。少共国际代表马林因事不能出席，委托瞿秋白出席这次大会。其他参会代表有：青年团中央代表施存统、贺昌，出席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刘仁静，中共中央代表毛泽东以及各地方青年团代表。

　　1923年8月21日至25日，青年团二大正式召开，历时5天，从唱《国际歌》开幕，到唱《国际歌》闭幕，共举行了10次会议。根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记录，大会主要有以下议程：8月21日，邓中夏、瞿秋白、毛泽东分别致辞。8月22日上午，施存统作团中央工作报告，林育英、黄日葵、贺昌、邓中夏等人相继发言；下午，瞿秋白和刘仁静分别作大会报告。8月23日上午，首先由毛泽东作大会报告，然后会议讨论推荐刘仁静、毛泽东起草向中共中央报告的决议；下午，由青年工人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分别作大会报告。8月24日上午，由学生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作大会报告；下午，由教育及宣传委员会作大会报告，讨论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并决议出版《团刊》《中国青年》《青年工人》三种刊物。8月25日上午，由军人运动委员会作大会报告，并讨论修改团的章程等议题。下午，继续讨论修改团的章程，在制定中央委员会组织法基础上选举新的团中央执委会。大会选举邓中夏、施存统、刘仁静、夏曦、卜世畸、林育南、李少白等7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恽代英、梁鹏云、李求实、张秋人为候补委员。施存统因病向大会提出辞职，大会审查属实，准其辞职，照章程由候补委员第一名恽代英递补。新当选的7名委员由于只有邓中夏、刘仁静、卜世畸、林育南4人到会，故不能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局，互推委员长并分配职务，委员长为邓中夏、秘书为卜世畸、编辑为刘仁静、会计为林育南。晚上，通过宣言和各种决议案，举行闭会式，毛泽东等人发表演说。

　　1923年9月29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决定委员的职务和分工，并通告各地，委员长为刘仁静、秘书为林育南、编辑为恽代英、会计为邓中夏。

　　三、毛泽东参与青年团二大的三项活动

　　根据史料记载，1923年8月召开的青年团二大是毛泽东唯一一次全程参与的团的全国代表大会。他参与的主要活动有三项：

　　一是8月21日在第一次会议上致祝辞。

　　据第一次会议记录，毛泽东祝辞主要内容如下：“S.Y.去年最好的现象是在各地方能彼此谅解，没有如C.P.一样发生彼此的误会与隔阂，希望以后仍保持这样的精神。S.Y.年来的缺点，就是不与群众接近，而又自露色彩太甚，令人望而生畏，今后应训练团员到群众间去。

　　S.Y.以前的运动太空洞，不合实际生活的要求。希望今后由空想进于实际，注意民众痛苦症结之所在，而从事于脚踏实地的工作。”（C.P.是共产党的英文名称CommunistParty的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名称SocialistYouth的缩写。）

　　在祝辞中，毛泽东从三个方面对青年团过去一年的工作作了评价并对今后青年团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可以看出，早在1923年，毛泽东就对加强团结、紧密联系群众、坚持从实际出发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了深刻认识。

　　二是8月23日上午在第四次会议上作报告（见图3）。

　　据第四次会议记录，毛泽东所作报告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解释政策；二是说明C.P.与S.Y.的关系。关于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处此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两层压迫之下，除国民革命外，无第二方法可以解放出来。且国民革命的效果：一方面，可为中国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解除痛苦，一方面，又可促进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此点甚为重要。为发展担负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和集中国民革命的力量起见，中国C.P.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议决全体加入国民党，并以宣传和组织国民运动为目前的第一要务。”关于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政策上，S.Y.须完全服从C.P.的指导，与C.P.的主张一致。”

　　通过分析可见，在报告中，毛泽东主要阐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国民革命的效果分析了国民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对党的三大作出的关于加入国民党的决定进行了解释；二是对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关系作了说明，即在政策上青年团必须“完全服从”党的指导，与党的主张一致。这次大会认为，毛泽东报告的关于共产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在原则上完全与少共国际第二次大会的决议相符合，所以获得一致通过。

　　三是8月25日晚上在闭会式上发表演说。

　　根据会议记录，闭会式第一位演说的是毛泽东，第二位是刘仁静，第三位是卜世畸。毛泽东发表演说的具体内容未记载。

　　青年团二大结束后，1923年9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告知党中央决定，出席青年团中央执委会会议的代表为中共中央局委员长或秘书，并告《向导》《前锋》《新青年》等刊物每期赠送一二份给团中央执委会。

　　俄藏毛泽东参加青年团二大的档案记录，富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可以为深化早期毛泽东思想生平、青年团的历史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史料支撑，值得进一步挖掘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