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杨万里立朝刚正，体国恤民，遇事敢言，针砭时弊，在进奏皇帝的诸多“书”“策”“札子”中提出：“为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忘于敌，天下之忧，复有大于此者乎”；“保国之大计，在结民心；结民心，在薄赋敛；薄赋敛，在节财用”。

　　杨万里曾云：“我本山水客，澹无轩冕情。”韩侂胄执政后，极力网罗四方的知名人士作为自己的羽翼。他曾经筑南园，企图拉拢杨万里为其写一篇《南园记》，并许以高官厚禄，杨万里断然拒绝说：“官可弃，记不可作也。”韩侘胄怨恨在心，改命他人作记。

　　杨万里做地方官时，为政清廉，体恤民情，任江西奉新知县期间，禁止税吏下乡骚扰百姓，规定百姓缴纳税赋后，县乡必须把未纳税人的名单和应纳税额张榜公布，让百姓监督，利于税赋公平，杜绝官吏贪污。杨万里任江东转运副使时，权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期满账面结余万缗，他全弃之于官库，毫不动心，一文不取而归。后来杨万里告老还乡南溪之上，自家老屋一区，仅避风雨。诗人徐矶由此赞叹：“名高身又贵，自住小村深。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

　　杨万里志存高远，广师博学，素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励，不仅自己一身清节，两袖清风，而且把端正家风作为“齐家”的重要一环，在日常的家庭教育中，以诗歌的形式，或崇德尚朴，或陈利述害，或借事寓意，或以物比人，向后代传播修身治家、清廉为政的道理，培育了一种优良的诗教家风，用自己的言传身教给后人及社会留下了一种示范。

　　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杨万里的大儿子杨长孺赴永州零陵任县簿，杨万里写了一首杂言诗告诫他要做好官、做好人：“好官易得忙不得，好人难做须着力。汝要做好官，令公书考不可钻。借令巧钻得，遗臭千载心为寒……”做一名好官并不难，但如果忙于钻营就做不了好官，好人难做，所以要努力去做，倘若儿子通过钻营获致高位，为父的不仅心寒，更可能将家族的名声败坏。

　　杨万里的二儿子杨次公赴江西安仁做税务官时，他特意写了一首诗《送次公子之官安仁监税》：“汝仕今差晚，家庭莫恨离。学须官事了，廉忌世人知。争进非身福，临民只母慈。关征岂得已，垄断欲何为。”他在诗中谆谆教导儿子：为官要廉洁奉公，不要四处钻营，争名夺利；要像慈母对待子女那样，好好对待老百姓，不要向老百姓巧取豪夺，敲诈勒索。后来杨次公被提升为知县，杨万里又写诗勉励他：“弟兄努力思报国，放我沧浪作钓翁。”杨万里的四儿子杨幼舆任税务官时，杨万里也写诗教导儿子谨慎从事，戒骄戒躁：“莫羡榜头年十八，旧春过了有新春。”

　　杨万里赋诗教子，“厉之以志，劝之以正，示之以俭，贻之以言”，这种良好的诗教家风，犹如生命里的春风，把阳光和温暖带进儿孙们的精神世界，日积月累，凝聚精华，渐渐地孕育出人生的美丽和精彩。

　　据《鹤林雨露》记载，杨长孺任湖州太守兼庾州节度使时，廉洁奉公，打压豪绅，敢于为百姓撑腰，被宋宁宗赞为“不要钱的好官”。杨长孺任广东经略安抚使一职期间，天天粗茶淡饭，节衣缩食，却把自己节约的俸金“代百姓交税”，深受百姓爱戴。杨长孺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时，皇亲强宗抗税，欺压百姓，杨长孺亲率衙差上门捉拿。强宗倚仗皇亲身份，态度骄横，杨长孺刚正不阿，写下判词：“尔为天子亲，我为天子臣；尔犯天子法，我行天子刑。”最终强宗屈服认罪。宋宁宗曾问翰林学士、太常少卿真德秀当今廉吏。真德秀认真思考后，答道：“杨长孺，当今廉吏也。”杨次公、杨幼舆也都遵照父亲的诗教，在各自的监税职位上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好事。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在这笔精神财富之中，家风是独特而珍贵的一部分。杨万里赋诗训子，德为教本，清廉传家，门风不坠，为家风文化增添了精彩的一笔。“修身岂止一身休，要为儿孙后代留。”良好的家风，只有经过长期的家庭道德教育实践，才能逐步树立起来。品读杨万里的诗教家风，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成为子女的榜样、成为良好家风的创建者、引领者。（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