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庆二年（1226年），时年41岁的宋慈担任赣州信丰县主簿，正式开始他的仕宦生涯。主簿任期刚满，与信丰交界的南安军（辖今赣州上犹县、大余县等地）境内“三峒贼煽乱”，随后又蔓延至雄州（辖今广东南雄、始兴等地）和赣州，三郡周回数百里“皆为盗区”。江西提点刑狱使叶宰决心出兵征剿，特聘请宋慈共同平乱。赴任前，好友刘克庄置酒并赋《满江红》一阕为之饯行。刘克庄对宋慈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像辛弃疾、王佐一样建功立业，早日凯旋，同时又规劝宋慈效法汉代循吏龚遂平盗的“长策”，招降纳叛，不要妄开杀戮。

　　当时副都统陈世雄手握重兵，却优柔寡断，迟迟不行动。宋慈分析形势后，首先赈济被胁从的饥民，使他们安定下来。看到计策奏效后，他又率领官兵三百人，出其不意攻破石门寨，俘虏了守寨头目。陈世雄看到宋慈立功，耻为其后，于是轻兵冒进，中了敌人的埋伏，仓皇逃至赣州。在此征剿成败之际，宋慈向叶宰建言，主张效法先前采取的赈济饥民、分而化之的军事策略，同时他又重新组织力量，率领精锐义兵力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宋慈在平乱上立下大功，本应论功行赏，由吏入官，不料上司魏大有嫉贤妒能，当众侮辱宋慈，宋慈不为所屈，愤然而去。不久，宋慈被太学时的恩师真德秀举荐到招捕使陈韡幕下任职，在陈韡的帮助下，宋慈得以恢复原来的官阶。

　　嘉熙四年（1240年），由于在广东提点刑狱任上表现出色，宋慈改任江西提刑，同时兼知赣州。当时赣州自产食盐质量差，临近的汀州也不产盐，受利益驱使，赣州、汀州两地农民纷纷贩私盐获利。在秋冬农闲季节，他们集结数十百人，成群出动，而且自带兵器，出入闽粤边境的汀、梅、赣、潮等八州，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商业武装势力。他们沿途为非作歹、横行无忌，不仅直接影响了宋廷的赋税收入，而且扰乱了地方治安。

　　为消除这个不稳定因素，宋慈到任后，采取了“鳞次保伍法”，将五人编为伍，立保相为统摄，严格户籍管理。在此基础上，又加强出入检查讯问。因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此法推行之初，不少官员持有异议，不久成效逐渐显现，御史台将之上报朝廷，很快得到朝廷认可，还被作为典型经验推广到浙东各路。

　　在宋慈任江西提刑时，地方上有一个头目叫杨子高的豪横势力，因争夺财谷，杨子高不念与陈氏一族的亲戚关系，进谗言诬陷陈氏。不久陈氏之父被斩首，财物为杨子高侵吞。受到冤屈的陈氏四处投状告发，希望寻求帮助。当时杨子高挟势盘踞一方，为非作歹。他结托州县官府官吏，打探消息，同时又蓄养了一帮恶人，做了不少欺男霸女、夺人钱财、害人性命的恶事。恰巧宋慈即将离任，但眼看民众含冤，宋慈嫉恶如仇，决意要扫除这个为害一方的豪横势力。他立马派人传唤杨子高，不料杨子高却伪称抱病。宋慈一眼就识破了其奸计，杨子高显然企图拖延时日，等待宋慈离任，躲避官府审问查验。宋慈认为一刻都不能懈怠，要立即将其恶形恶状查证清楚。

　　没想到的是，在审理杨子高案的过程中，又牵扯出王元吉的案子。王元吉亦是一方恶霸，他不仅贩卖私盐，甚至胆大到私铸铜钱，其罪行比杨子高有过之而无不及。王元吉之所以敢如此目无国法，正倚仗了与他狼狈为奸的杨子高。杨子高常常对人宣称自己是朝廷任命的制使，就连王元吉也误以为真，可经宋慈查证，杨子高的官员任命告身“皆是揩洗书填”，显系伪造。按大宋的律法，光伪造公文一条，就可对其处以极刑。但考虑到杨子高所犯下的罪还未审结，且在宋慈离任后，他极有可能翻改口供，宋慈不能让他逃出法网，于是当机立断，特事特办，先将杨子高脊杖二十，刺配英德府牢城，其他两条罪状，继续催勘证据。依附杨子高作恶的王元吉亦被判罪，刺配广州摧锋军，并没收非法所得。元凶巨恶受到法律制裁，这个为恶一方的黑恶集团也随宋慈的一纸判文走向覆灭。

　　宋慈晚年身居高位，却蔬食缊袍，萧然终身，不改清廉本色。斯人虽已矣，他的正气和清廉，必将随同他的名著传之久远。（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